第十章 风起

一九九六年的春天，来得比往年都早。
正月十五刚过，黄河滩上的冰就化尽了。陈河生站在村口，看着远处的邙山。山还是青灰色的，但山脚下的麦田已经绿了，一片一片的，像铺了一层绿毯子。风从黄河那边吹过来，不凉了，软软的，带着泥土化冻的气味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，觉得肺里都是春天的味道。
这个寒假，他在家待了二十天。
二十天里，他帮着大哥干了所有的农活——翻地、施肥、修渠、剪枝。他把每一块地都翻了一遍，把每一棵果树都剪了枝，把每一条水渠都清淤疏通。大哥说：“你歇歇吧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。”他说：“我在学校坐着，活动活动好。”
但真正让他觉得累的，不是地里的活，是家里的事。
腊月二十六那天，大哥在工地上出了事。一根钢管从脚手架上掉下来，砸在大哥的腿上。幸亏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，钢管只擦了一下，没砸实。但大哥的腿还是肿了，青紫了一大片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
河生赶到镇卫生院的时候，大哥正躺在病床上，腿上缠着绷带。看见他进来，大哥笑了笑：“没事，皮外伤。”
“哥——”
“真没事。大夫说了，歇几天就好。”
河生看着大哥的腿，又看着大哥的脸。大哥的脸黑红黑红的，皱纹比去年多了，头发也比去年白了。他的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。他穿着一件旧棉袄，领口磨得发白，袖口开了线，棉花露出来，灰扑扑的。
“哥，你别去工地了。”河生说。
“不去咋办？一家老小等着吃饭呢。”
“我……我可以在上海打工。我寄钱回来。”
“你打什么工？你是学生，任务是学习。”大哥的语气硬起来，“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。你好好念你的书，就是对家里最大的帮助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知道大哥说得对。但他心里难受。他在上海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有书读，有课上。大哥在工地上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，挣十几块钱，还要养活一家四口。他觉得自己欠大哥的，欠太多了。
大哥在医院住了三天，腊月二十九出院回家。除夕那天，大哥的腿还肿着，但他还是起来贴春联、挂灯笼、包饺子。他坐在板凳上，把饺子皮摊在手心里，放馅，捏边，一个一个地包。他的手很巧，包出来的饺子像元宝，鼓鼓的，齐齐地摆在案板上。
“哥，你歇着吧，我来包。”河生说。
“你包不好。你包的饺子，一煮就破。”
河生不服气，也拿起一张皮，放馅，捏边。包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的，站都站不稳。大哥看了，笑了：“你看，我说了吧。”
嫂子在灶台上烧火，母亲在剁馅，陈冉在地上跑来跑去，抓着什么都往嘴里塞。屋子里热气腾腾的，饺子馅的香味、柴火的烟味、还有鞭炮的火药味混在一起，暖烘烘的。
河生坐在大哥旁边，学着他的样子包饺子。包了几个，慢慢像样了。大哥看了看，点点头：“行，能学了。”
除夕夜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。大哥喝了两杯酒，脸红了，话多了。他讲工地上的事，讲村里的事，讲陈冉的事。他说陈冉会叫爷爷了——对着父亲的遗像叫的。他说村里要修路了，柏油路，直通洛阳。他说县里要建开发区了，就在镇东边，以后会有工厂、有超市、有学校。
“河生，”大哥忽然说，“你说，将来陈冉能考上大学不？”
“能。”河生说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她是咱陈家的孩子。”
大哥笑了，端起酒杯：“对，咱陈家的孩子。来，干了。”
河生也端起酒杯，跟大哥碰了一下。酒是劣质的白酒，辣嗓子，但喝下去以后，肚子里暖暖的。
那天晚上，河生躺在炕上，听着窗外的鞭炮声。鞭炮声一阵一阵的，远远近近的，像夏天的雷，从东边滚到西边，又从西边滚回来。他想起去年的除夕，他在上海的宿舍里，一个人听着鞭炮声，想着家。现在他在家里，听着鞭炮声，想着上海。
他想，这就是人生。你在一个地方，想着另一个地方。你到了另一个地方，又想着原来的地方。你永远在走，永远在想，永远不满足。
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，摸到那个铜铃。铃铛凉凉的，慢慢变暖。他攥着铃铛，闭上眼睛。
正月初三，河生去镇上看了林雨燕。
林雨燕家在县电厂家属院，还是那两间平房，还是那个院子，还是那棵葡萄架。葡萄架光秃秃的，枝丫上挂着几片枯叶。院子里的地扫得很干净，墙角堆着几捆大葱，窗台上晒着几串红辣椒。
林雨燕在门口等他。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，扎着一条马尾辫，脸被冷风吹得红扑扑的。看见他，她笑了，眼睛弯弯的。
“陈河生！你来了！”
“嗯。”
“进来，快进来。外面冷。”
他跟着她进了屋。屋里生着炉子，暖烘烘的。她妈在厨房里忙活，听见声音探出头来：“河生来了？坐，坐，饭马上好。”
“阿姨好。”河生说。
“好，好。你坐，别客气。”
林雨燕拉着他在沙发上坐下，给他倒了杯热水。水很烫，他端着杯子，手心热热的。
“你瘦了。”她说。
“你也瘦了。”
“我哪有？我胖了。”她摸了摸脸，“学校伙食好，我胖了五斤。”
“看不出来。”
“你骗人。”她笑了，眼睛亮亮的。
两个人聊了很多。聊学校的事，聊学习的事，聊家里的事。她说她这学期考了班级第六，比上学期进步了。她说她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，开始写一些东西。她说她寒假去洛阳看了高中老师，周老师退休了，身体不太好。
“周老师问起你了。”她说，“我说你在上海交大，学船舶工程。他说，好，好，那孩子有出息。”
河生低下头，没说话。他想起周老师，想起那个头发花白、戴着黑框眼镜的老头。想起他说的“好好学，将来考大学”。想起他送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想起他站在校门口，看着他们离开的样子。
“等放假了，我去看他。”河生说。
吃完饭，两个人去街上走了走。镇上的街道变了，比以前宽了，铺了柏油，两边多了很多商店。有一家新开的超市，里面灯火通明的，货架上摆满了东西。有一家手机店，橱窗里摆着几部手机，大大的，黑黑的，像砖头。有一家快餐店，门口挂着一个大招牌，写着“肯德基”三个字，下面还有一行英文字母。
“肯德基？”河生看了看，“这儿也有肯德基？”
“假的。”林雨燕笑了，“是本地人开的，卖炸鸡。但味道还行。你吃过没？”
“没。”
“那走，我请你。”
两个人走进那家店，要了两份炸鸡、两杯可乐。炸鸡是裹了面粉炸的，外焦里嫩，洒了辣椒粉和孜然粉。可乐是瓶装的，倒进纸杯里，冒着气泡。河生咬了一口炸鸡，觉得味道有点怪，但也不难吃。
“好吃吗？”林雨燕问。
“还行。”
“你什么都还行。”她笑了，“说个好听的不行吗？”
河生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吃。”
她笑得更开心了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弯弯的，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河生看着她，忽然觉得，她比高中时好看了。不是那种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好看，是慢慢长出来的好看。像一棵树，春天发芽，夏天长叶，秋天结果，一年比一年茂盛。
“你看什么？”她发现他在看她，脸红了。
“没看什么。”
“你肯定在看什么。”她低下头，喝了一口可乐。
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。店里放着音乐，是邓丽君的歌，甜甜的，软软的。河生听着，忽然想起母亲。母亲也喜欢邓丽君，但她不会唱，只会哼哼。他小时候听过母亲哼哼，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歌，现在知道了，是《甜蜜蜜》。
“陈河生，”林雨燕忽然说，“你有没有想过，将来毕业了，在哪儿工作？”
“不知道。可能在船厂，可能在研究所。”
“会在上海吗？”
“可能吧。”
“那你以后……就不回来了？”
河生看着她。她的眼睛亮亮的，但有一点红。他说：“会回来的。我妈在这儿，我哥在这儿，你在这儿。”
她低下头，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，笑了：“你说得对。你妈在这儿，你哥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你肯定会回来的。”
她伸出手，握了一下他的手。她的手很软，很暖。然后她松开手，站起来：“走吧，天快黑了。”
两个人走出店，走在街上。天边的云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，像一团燃烧的火。街上的灯亮了，一盏一盏的，昏黄黄的，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林雨燕走在他旁边，肩膀挨着肩膀。他能闻到她身上的味道，是肥皂的味道，还有洗发水的味道。
“陈河生，”她说，“你回上海以后，给我写信。”
“好。”
“别太累了，注意身体。”
“好。”
“放假了，就回来。”
“好。”
她停下来，看着他。路灯照在她脸上，她的眼睛亮亮的，像有星星在里面。她忽然踮起脚尖，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很快，像蜻蜓点水，然后她转身跑了。
河生站在那儿，摸着被亲过的地方，脸上热热的。他看着她跑远，红棉袄在路灯下像一团火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街角。
他转过身，往村里走。月亮升起来了，又大又圆，照得路面发白。他把手插进兜里，摸到那个铜铃。铃铛温温的，像她的嘴唇的温度。
正月初六，河生要回上海了。
母亲又给他准备了一大包东西：干枣、花生、红薯干、辣椒酱，还有一双新棉鞋。千层底的，里面絮了棉花，暖和得很。
“到了上海，别舍不得吃。”母亲说。
“嗯。”
“好好学习，别给咱家丢人。”
“嗯。”
“天冷了多穿点，上海冬天也冷。”
“嗯。”
“放假了就回来。”
“嗯。”
母亲说着说着，眼泪又下来了。她转过身去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，然后转过来，笑了：“走吧，别误了车。”
大哥送他去洛阳火车站。还是那辆破自行车，还是那条土路。但土路变成了柏油路，宽了，平了。路两边多了很多新房子，有的是两层的，有的是三层的，有的还贴着瓷砖，在阳光下亮闪闪的。
“哥，你的腿好了吗？”
“好了。早好了。”
“你别去工地了。找个轻一点的活。”
“没事。工地上挣钱多。”
“哥——”
“别说了。”大哥打断他，“你好好念书，就是对家里最大的帮助。”
到了镇上，大哥把车子停下来，从兜里掏出几张钱，塞给河生。“拿着，路上买点吃的。”
“哥，我有钱。”
“拿着。”大哥把钱塞进他兜里，“你在上海花销大，别省着。”
河生看着大哥。大哥的脸黑红黑红的，皱纹比去年多了，头发也比去年白了。他的手很粗，指甲缝里嵌着泥，手背上有几道新疤。
“哥，你也要注意身体。别太累了。”
“没事，我结实。”大哥拍拍胸脯。
车来了。河生上了车，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摇下车窗，看着大哥。大哥站在路边，朝他挥挥手。他也挥手。车开了，大哥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，最后变成一个黑点，消失在尘土里。
他把头缩回来，靠在座椅上。窗外，田野往后退，村庄往后退，山往后退。他看见一条河，宽宽的，浑黄浑黄的。黄河。他盯着那条河，看着它慢慢往后，慢慢变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线，消失在天边。
他把手伸进兜里，摸到那个铜铃。铃铛在他手心里，温温的。窗外，田野继续往后退，往后退。火车往东开，往上海开。往那个他在那里扎根的地方开。
二
二月下旬，新学期开始了。
河生提前两天返校。他还是坐硬座，二十多个小时，到上海的时候是凌晨。他还是坐15路公交车，在徐家汇下车，走进校园。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，但枝条上已经鼓起了芽苞，小小的，嫩绿的，像一个个小疙瘩。草坪上有了绿色，枯黄的草下面，新草冒出来了，细细的，软软的。
宿舍里还是他第一个到。他打扫了卫生，擦了桌子，拖了地。然后从旅行袋里掏出母亲给准备的东西：干枣、花生、红薯干、辣椒酱、新棉鞋。他把干枣和花生放在桌上，把辣椒酱放在窗台上，把棉鞋放在床底下。
然后他坐在床上，拿出日记本，写了几行字：
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，返校。上海，晴。
寒假回家了。见了妈，哥，嫂子，陈冉。见了林雨燕。她亲了我一下。在脸上。很轻。
这学期，我要考第一。
他合上本子，放在枕头底下。
室友们陆续回来了。刘建国还是那个大编织袋，红薯、花生、核桃、柿子醋。赵磊还是那个大行李箱，果脯、茯苓夹饼、驴打滚、稻香村点心。张伟还是那个大蛇皮袋，带鱼、黄鱼、虾干、紫菜、蛏干。陈志远还是那个双肩包，几件换洗衣服，几本书，还有那台笔记本电脑。
“河生，你寒假干啥了？”赵磊问。
“干活。种地。”
“种地？”赵磊瞪大眼睛，“你还会种地？”
“废话。我是农民的儿子。”
赵磊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白白胖胖的，一个茧子都没有。他叹了口气：“我跟你们比，简直是废物。”
“你不是废物，”河生说，“你只是不会种地。”
“那我会啥？”
“你会吃。”
大家都笑了。
第一周的课，河生就觉得这学期比上学期更难了。
课表上多了几门专业课：船舶阻力、船舶推进、船舶振动、船舶设计原理。每一门都是核心课，每一门都很重要。孟教授讲船舶阻力，从理论基础讲起，讲到实际应用。他讲得很快，板书一擦就没，河生拼命记笔记，手都酸了。
“船舶阻力，”孟教授站在讲台上，声音不大但很清晰，“是船舶设计中最基础的问题。你设计的船，能跑多快？要装多大的发动机？要烧多少油？这些都由阻力决定。阻力算不准，船就设计不好。船设计不好，就开不快。开不快，就追不上敌人。追不上敌人，就打不赢。打不赢，国家就危险。”
教室里很安静。没有人说话。河生盯着黑板上的公式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：阻力，速度，动力，燃料，航程，战斗力。每一个参数都跟国家的安全有关。他忽然觉得，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。
课后，他去找孟教授。
“孟老师，船舶阻力的计算，有很多经验公式。这些公式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用这些公式？有没有理论推导？”
孟教授看了他一眼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。“这本。船舶阻力理论，英文的。你看得懂吗？”
河生接过来，翻了翻。全是英文，但比上学期的书简单一些。他已经习惯了看英文专业书，虽然慢，但能看懂。
“看得懂。”
“那好。看完以后，写一个读书报告。五千字。一个月后交。”
“好。”
河生抱着书回到宿舍。赵磊看见了，说：“操，又是英文的？孟教授是不是跟你有仇？”
“不是。他是想让我多学点。”
“多学点？你已经是第三名了，还要多学点？”
“第三名不够。”
“那你要第几？”
“第一。”
赵磊看着他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叹了口气：“你这个人，太拼了。小心累出病来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知道自己不会累出病来。他从小就在地里干活，什么苦没吃过？这点累，不算什么。
三
三月中旬，东南方向局势骤然紧张。
学校的广播里每天都有新闻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福建区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，导弹部队在福建沿海部署，空军在东南沿海进行实战演练。美国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靠近海峡海域，声称要“观察局势”，……。
校园里的气氛变了。食堂里、教室里、宿舍里，到处都有人在议论。有人说要打仗了，有人说不会打，有人说打就打谁怕谁。赵磊很激动，说：“打！打他妈的！干死侵略者！”张伟说：“你别激动，打起来你上不上？”赵磊说：“上！怎么不上？我是中国人！”
河生没有说话。他坐在床上，听着他们议论，心里很乱。他想起了1994年的那次形势教育报告会，想起了周老师说的话，想起了方卫国说的“将来要是打仗，咱俩都得去当兵”。那时候他十八岁，什么都不懂。现在他二十岁了，学的是船舶工程，造的是军舰、潜艇、航母。他忽然觉得，这件事跟他有关了。不是“将来要是打仗”的事，是他正在学的东西，就是用来打仗的——不对，是用来保卫国家的。
三月二十日，学校组织了一场形势教育报告会。全体学生到大礼堂集合。报告人是校党委副书记，姓刘，五十多岁，说话很有力。
“同学们，”刘书记站在台上，声音洪亮，“当前，东南局势严峻。外部势力妄图****分。美国派遣航母战斗群进入海峡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。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严重挑衅！”
大屏幕上放了一些图片——海峡的地图、美国航母的照片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习的画面。河生看着那些图片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他想起了黄河，想起了父亲，想起了德顺爷，想起了那个沉在水底的村子。他想，海峡那边，也是中国的土地。就像河南，就像上海，就像黄河边上的那个村子。谁也不能把它拿走。
“同学们，你们是大学生，是国家的栋梁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你们要坚定立场，拥护国家的决策，支持人民解放军的行动。同时，你们要好好学习，掌握本领。将来，用你们的专业知识，用你们的聪明才智，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力量！”
礼堂里响起了掌声。河生也鼓掌了，拍得很用力。他的手心拍红了，但他不觉得疼。
报告会后，辅导员把河生叫到办公室。
“陈河生，你写了入党申请书吗？”
“写了。大一的时候写的。”
“什么时候交的？”
“去年九月。”
“组织上考察了你一段时间，觉得你表现不错。成绩好，思想进步，积极参加活动。你愿意继续接受组织的考察吗？”
“愿意。”
“那好。你写一份思想汇报，谈谈你对当前形势的认识。下周交给我。”
“好。”
河生走出办公室，站在走廊里，看着操场。操场上有人在跑步，有人在踢球，有人在散步。太阳很好，照得操场上亮堂堂的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心里忽然很平静。
那天晚上，他坐在宿舍里，写思想汇报。他写了自己对东南局势的看法——海峡那边是中国的一部分，绝不允许分裂。他写了自己对专业的认识——船舶工程是国家需要的专业，他要学好本领，为国家的海军建设贡献力量。他写了自己对党的认识——党是领导中国事业的核心力量，他愿意在党的领导下，为国家的富强奋斗终身。
他写了两个小时，写了三千字。写完后，他看了一遍，改了几个错别字，然后装进信封里。
他把信封放在桌上，然后躺在床上，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铜铃。铃铛凉凉的，慢慢变暖。他攥着铃铛，闭上眼睛。
他想，他要入党。他要为国家做事。他要造大船，造军舰，造航空母舰。他要让中国强大起来，让谁也不敢欺负中国。
四
三月下旬，国防科技协会组织了一次国防知识竞赛。
韩会长找到河生：“陈河生，你代表船舶系参赛。船舶系就你一个，行不行？”
“行。”
“好。比赛在下周六，地点在文科楼报告厅。形式是抢答，有个人赛和团体赛。你先参加个人赛，然后跟其他系的选手组队参加团体赛。”
“好。”
河生开始准备。他每天花两个小时看国防知识的书。他从图书馆借了一大摞书——《中国国防》《军事理论》《世界军事概况》《现代武器装备》。他一本一本地看，把重点内容记在笔记本上。他记了厚厚一本，密密麻麻的，有文字，有数字，有图表。
赵磊说：“你这是要当将军啊？”
河生没理他。他继续看。
比赛那天，文科楼报告厅里坐满了人。来自各个系的学生代表坐在台上，每人面前有一个抢答器。台下是观众，有学生，有老师，还有几个校领导。
河生坐在台上，手心全是汗。他不是紧张，是兴奋。他喜欢这种挑战——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回答问题，展示自己的知识。这跟考试不一样。考试是写，这个是说。说比写难，因为不能改，不能犹豫，不能回头看。
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。第一轮是必答题，每人三道。河生的题目是：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是什么时候下水的？中国的导弹驱逐舰有哪些型号？台湾海峡的宽度是多少？他都答上来了。第二道题他答得最准确：“中国的导弹驱逐舰有旅大级、旅沪级、旅海级。旅大级是051型，旅沪级是052型，旅海级是053型。”主持人说：“正确。”
第二轮是抢答题。主持人念题目，选手按抢答器，谁先按谁答。河生的手放在抢答器上，眼睛盯着主持人，耳朵竖起来，脑子转得飞快。
“第一题：中国的第一颗***是什么时候爆炸的？”
河生按下抢答器。“1964年10月16日。”
“正确。加十分。”
“第二题：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是哪一国的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河生又按下抢答器。“美国。尼米兹级。排水量十万吨。”
“正确。加十分。”
“第三题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于哪一年？”
河生再次按下抢答器。“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。”
“正确。加十分。”
一连十道题，河生抢到了八道，全部答对。台下响起了掌声。赵磊在台下大喊：“河生！牛逼！”河生脸红了，但心里很痛快。
个人赛结束，河生得了第一名。韩会长走过来，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好样的！下午团体赛，你跟电子系的李强、力学系的王磊、材料系的张敏组队。你们是船舶、电子、力学、材料的组合，很全面。”
下午的团体赛更激烈。四个队参加，每个队四个人。题目更难了，涉及面更广了，从军事历史到武器装备，从战略战术到国防政策。河生负责船舶和海军装备方面的题目，李强负责电子和雷达方面，王磊负责导弹和力学方面，张敏负责材料和防护方面。
有一道题难住了所有人：“中国的第一艘航母——‘辽宁舰’的前身是什么？是哪一年从哪个国家购买的？”
其他三个队都没答上来。河生按下抢答器：“前身是苏联的‘瓦良格’号。一九九八年从乌克兰购买。二〇一二年改裝完成，命名为‘辽宁舰’。”
主持人愣了一下：“这个答案…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我们的标准答案是‘瓦良格’号，但具体的年份和细节，你的回答更准确。加十分。”
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河生松了一口气。他知道“瓦良格”号的事，是在一本军事杂志上看到的。那本杂志是陈志远带来的，他借来看了一遍，记住了。
团体赛结束，河生他们队得了第一名。韩会长给他们发了奖状和奖品——一本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》，厚厚的，精装的，很重。
河生抱着那本书，心里很激动。他想，这些知识，不是白学的。将来有一天，他会用到。
五
四月，上海的春天真正来了。
梧桐树发芽了，嫩绿嫩绿的，在阳光下像透明的。草坪绿了，花坛里的花开了，有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白的，一团一团的，像彩色的云。走在校园里，空气里都是花香和青草的味道，甜丝丝的，让人想深呼吸。
河生走在校园里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忽然觉得很平静。海峡两岸局势紧张了一个多月，现在慢慢缓和了。美国的航母走了，解放军的演习也结束了。日子又回到了正轨——上课、看书、做题、去图书馆、去协会。
但河生知道，有些东西变了。他变了。
他开始更认真地学习专业课。不是为考试，是为将来。他每门课都坐在第一排，认真听讲，认真记笔记。下课以后，他去找老师问问题。不是不懂才问，是懂了以后还想知道更多。孟教授说，做学问要有“钻”的精神，像钻头一样，钻进去，钻到底。
他开始更关注国防科技的发展。他订阅了《舰船知识》《兵器知识》《现代军事》几本杂志，每期都看，看到重要的地方就剪下来，贴在一个本子上。那个本子越来越厚，贴满了图片、文章、数据。他还自己画图，画军舰、画潜艇、画航母。画得不好，但画多了就慢慢像了。赵磊说他是“军事迷”，他说不是迷，是责任。
他开始更积极地参加协会的活动。协会组织参观、讲座、讨论，他每次都参加，从不缺席。有一次，协会请了一个老将军来做报告，讲的是南中国海问题。老将军七十多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但精神很好，说话声音洪亮。他讲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，讲了南中国海的资源，讲了南中国海的局势。他说，南中国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，谁也別想拿走。他说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将来要保卫南中国海。他说，南中国海需要强大的海军，海军需要强大的船舶工业，船舶工业需要你们。
河生听着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激动。他想，这就是他要做的事。不是在上海的校园里读书，是在南中国海的海疆上，保卫国家的领土。不是造集装箱船、油轮、散货船，是造军舰、潜艇、航母。不是为挣钱，是为国家。
五月的一个周末，协会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活动。
去的地方是海军东海舰队的一个基地，在浙江舟山。河生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。他从来没去过海军基地，从来没看过真正的军舰。他在书上、杂志上、电视上看过无数次，但从来没亲眼见过。他想，这次终于能看见了。
他们坐大巴车从上海出发，开了五个多小时，到了舟山。舟山是个海岛城市，空气里有咸咸的海风味。海风很大，吹得头发乱飞，衣服呼呼响。天很蓝，云很白，海很蓝。河生第一次看见海。他站在岸边，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海太大了，大到看不见边，大到让人觉得自己像一粒沙子。黄河也大，但黄河是有边的，两岸是黄土，是村庄，是庄稼。海没有边。海跟天连在一起，分不清哪里是海，哪里是天。
他想，这就是海军要去的地方。这么大的海，这么远的海，这么深的海。要在海上航行，要在海上作战，要在海上保卫国家。这需要多大的船，多强的动力，多好的武器？他不知道。但他想，他要学，他要造。
海军基地在舟山的一个岛上，要坐船过去。他们上了一艘登陆艇，突突突地开了一个多小时，到了岛上。岛不大，但很热闹，有营房、有码头、有仓库、有修理厂。码头上停着几艘军舰——驱逐舰、护卫舰、登陆舰、潜艇。灰色的，流线型的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
接待他们的是一个海军中校，姓王，三十多岁，黑黑瘦瘦的，穿着海军军装，戴着大檐帽，很精神。他带着他们参观，一边走一边讲。
“这是我们的护卫舰，两千吨级，反潜型。装备有舰炮、反舰导弹、反潜导弹、鱼雷。最大航速二十八节，续航力四千海里。”
河生站在护卫舰前面，抬头看着它。军舰很大，比他想象的大得多。舰艏高高翘起，像一把刀。舰桥上的雷达在转着，一圈一圈的。舰尾的直升机甲板上停着一架直升机，旋翼折叠着，像一个睡觉的大鸟。他伸出手，摸了摸军舰的舷侧。钢板很硬，很凉，上面刷着灰色的漆，漆面很光滑。他忽然觉得，这艘军舰是活的。它有龙骨、有肋骨、有外板，像人的骨架和皮肤。它有发动机、有螺旋桨、有舵，像人的心脏和手脚。它有雷达、有导弹、有鱼雷，像人的眼睛和拳头。它能在海上航行，能打仗，能保卫国家。它是一头钢铁的巨兽，是一个沉默的卫士。
王中校带他们上了军舰。河生走在舷梯上，脚踩在钢板上，咚咚咚的。甲板上很干净，擦得锃亮，能照出人影。水兵们穿着海魂衫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，有的在擦拭设备，有的在检查仪器，有的在整理缆绳。他们都很年轻，跟河生差不多大，有的还更小。他们的脸被海风吹得黑红黑红的，但眼睛很亮，很精神。
王中校带他们参观了舰桥、机舱、武器舱、生活舱。舰桥是军舰的大脑，里面布满了雷达屏幕、导航仪器、通信设备。机舱是军舰的心脏，里面有两台大功率柴油机，轰隆隆地响，热得人出汗。武器舱是军舰的拳头，里面存放着导弹和鱼雷，整整齐齐的，像一排排的钢铁巨兽。生活舱是水兵们住的地方，很小，很挤，但很整洁。床铺窄窄的，只够一个人躺下。柜子小小的，只够放几件衣服。桌子上摆着几本书、几封信、几张照片。河生看见一张照片，是一个年轻的水兵跟一个姑娘的合影。姑娘扎着辫子，穿着花裙子，笑得很甜。他想，这个水兵也有家，也有亲人，也有爱人。但他在这里，在这个岛上，在这艘军舰上，保卫着国家。
参观结束后，王中校跟他们座谈。他讲了中国海军的历史——从木船到铁船，从近海到远洋，从落后到先进。讲了中国海军的现状——有核潜艇、有驱逐舰、有护卫舰、有登陆舰，但没有航母。讲了海军未来的发展——要造航母，要造大型驱逐舰，要造核潜艇，要走向深蓝。
“你们知道吗？”王中校说，“中国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，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。这么大的海，这么远的海，需要强大的海军来保卫。海军需要什么？需要军舰。军舰需要什么？需要你们。需要你们这些学船舶、学电子、学武器、学材料的年轻人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着台下的学生。
“同学们，你们是国家的未来。你们要好好学习，掌握本领。将来，到海军来，到船厂来，到研究所来。用你们的双手，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。用你们的智慧，保卫国家的海洋权益。”
教室里响起了掌声。河生也鼓掌了，拍得很用力。他的手心拍红了，但他不觉得疼。
回学校的路上，赵磊说：“今天真开眼。那艘军舰，太帅了！我将来也要造军舰！”
张伟说：“你不是说要造集装箱船吗？”
“改主意了。造军舰多牛！保卫国家！”
“你高数先考及格再说吧。”
两个人又拌嘴。河生没听进去。他靠着车窗，看着窗外。天黑了，路灯亮着，照得路面明晃晃的。车窗外是工厂的围墙、仓库的屋顶、烟囱的影子。他想，他选对了专业。船舶工程，就是他该做的事。海军，就是他该去的地方。
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，铃铛温温的。德顺爷，您看见了吗？我上军舰了。我摸到军舰了。将来，我要造军舰。造比这个更大的军舰。造航空母舰。
他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：
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八日，舟山，海军基地。第一次登上军舰。我要造这样的船。不，我要造比这更好的船。
六
六月，期末考试又要到了。
河生比上学期更紧张了。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第一名。他每天泡在图书馆里，从早到晚。他把这学期的笔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把所有的习题都重新做了一遍，把错题本上的题又看了五遍。
最难的是船舶阻力。这门课是孟教授教的，内容多，计算量大，还有很多需要灵活运用的地方。河生把那本英文参考书又看了一遍，把每一个公式都推导了一遍，把每一道例题都做了一遍。他还写了那个五千字的读书报告，交给孟教授。孟教授看了，说：“不错。但还不够。你要把理论跟实践结合起来。光有理论，没有实践，是纸上谈兵。光有实践，没有理论，是盲目蛮干。”
河生想了想，说：“那怎么才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？”
“去做。”孟教授说，“去船厂，去研究所，去设计院。看真正的船，算真正的数据，解决真正的问题。你下学期有个课程设计，造一艘小型船。那是你第一次真正的设计。好好做。”
“好。”
六月底，考试周。
河生瘦了，但精神很好。他的眼睛亮亮的，走路很快，说话也快了。赵磊说他像一台机器，上了发条，停不下来。
第一门考的是船舶阻力。孟教授出的题，很难，有很多计算题，还有一道设计题——设计一艘护卫舰的船型，计算它的阻力，并分析阻力对航速的影响。河生做了两个小时，把每一道题都做完了。他检查了一遍，改了两个计算错误，然后交卷。
走出考场，赵磊问他：“怎么样？”
“还行。”
“还行是啥意思？能考多少？”
“应该能上九十五。”
赵磊叹了口气：“我估计能及格就不错了。”
第二门考的是船舶推进。这门课是另一个老师教的，姓张，年轻，刚从国外留学回来。他出的题很新，有很多新概念、新方法。有一道题是关于喷水推进的，河生在参考书上见过，但课本上没有。他想了一会儿，用流体力学的方法推导出了计算公式，算出了结果。
第三门考的是材料力学。这门课是基础课，但很重要。河生复习了很久，把每一章的重点都过了一遍。考试的时候，他发现有一道题是上学期期末考试的原题，但他没有直接写答案，而是把推导过程一步一步写下来。
最后一门考的是英语。河生已经不那么怕英语了。他的听力进步了很多，能听懂常速英语新闻了。他的口语还是不太好，但考试不考口语。阅读理解他做得很快，作文也写得顺。作文题目是“My  Future  Plan”，他写了三句话：I  will  build  warships.  Warships  that  can  sail  across  the  ocean.  Warships  that  can  protect  my  country.
考完最后一门，他走出考场，站在操场上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天很蓝，云很白，风很轻。操场上有人在踢球，有人在跑步，有人在晒太阳。他站在那儿，看着他们，忽然觉得，世界真美好。
成绩出来那天，他去看榜。船舶系一百二十个人，他考了第一名。船舶阻力九十六分，船舶推进九十三分，材料力学九十五分，流体力学九十一分，英语八十八分，政治八十五分。
他站在榜前，看了很久。第一名。他做到了。
赵磊考了第三十二名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哥们儿，你太牛了！第一名！我请你吃饭！”
刘建国考了第四名，还是不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但河生注意到，他的眼睛里有一点光，像是高兴，又像是不甘心。
张伟考了第三十八名，嚷嚷着说下学期一定要努力。陈志远考了第三名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不错，比我高两名。”
河生回到宿舍，给家里写了一封信。他告诉大哥，他考了第一名。他没有说总共有多少人，他觉得第一名就是第一名，不管多少人。
信寄出去后，他开始想一件事：暑假回不回家？
这次，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定：回。
他想母亲了。想大哥了。想陈冉了。想黄河了。想林雨燕了。
他在火车站排了一天的队，买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。硬座，七十二块——又涨价了。他把票揣在兜里，心里踏实了。
走之前，他跟方卫国见了一面。
方卫国也考完了，考得不错，班级第一。他请河生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吃饭，点了四个菜，一瓶啤酒。
“你什么时候走？”方卫国问。
“后天。”
“我大后天。你先走。”
两个人喝了一杯酒。方卫国说：“河生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学期在校报发了五篇稿子，有一篇还上了头版。下学期我准备竞选团长。”
“行啊。”河生说。
“你呢？下学期有什么打算？”
“好好学习。争取保持第一。”
“保持第一？”方卫国笑了，“你这也太稳了吧？就不能想想别的？”
“想什么？”
“想点别的。比如……女朋友。”
河生愣了一下。他想起林雨燕，想起她亲他的那一下，很轻，很快，像蜻蜓点水。他低下头，没说话。
“有情况？”方卫国凑过来，“是谁？快说！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骗人。你脸红了。”
河生摸了摸脸，确实有点热。他说：“就是一个同学。高中的。”
“高中的？林雨燕？”
河生没说话。
“我就知道！”方卫国拍了一下桌子，“我早就看出来了！高中时候就看出来了！她对你不一样！”
“哪儿不一样？”
“你看她的眼神不一样。她看你的眼神也不一样。”方卫国喝了一口酒，“你跟她说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她跟你说了吗？”
河生想起她说的话——“我喜欢你。”那是两年前的事了。在黄河边上，她说的。他说：“说了。”
“那你怎么说的？”
“什么都没说。”
“什么都没说？”方卫国瞪大眼睛，“人家跟你表白了，你什么都没说？”
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”
“你——！”方卫国叹了口气，“你这个人，什么都行，就是感情的事不行。人家姑娘跟你表白了，你至少得给个回应吧？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什么都不说，算怎么回事？”
河生低下头。他知道方卫国说得对。他欠林雨燕一个回答。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喜欢她吗？喜欢。从高中就喜欢。但他能给她什么？他在上海，她在新乡。他毕业以后，可能在船厂，可能在研究所，可能在上海，可能在别的地方。她毕业以后，可能回洛阳，可能当老师。他们能在一起吗？他不知道。
“你别想太多了。”方卫国说，“喜欢就喜欢。将来怎么样，将来再说。现在不说，将来就没机会了。”
河生点点头。
两个人喝完了酒，走在校园里。月亮升起来了，又大又圆，照得校园里亮堂堂的。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亮，在月光下像一片片翡翠。蝉在叫，一声接一声，很响。
“河生，”方卫国忽然说，“你说，十年后，咱们会在哪儿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我有时候想，十年后，你也许在造船厂，在设计航空母舰。我可能在报社，在写大新闻。你也许跟林雨燕在一起了，也许没有。但不管怎样，咱们还是兄弟。”
“对，还是兄弟。”
两个人在校门口分手。河生走在回学校的路上，月亮跟着他走。他走快，月亮也走快；他走慢，月亮也走慢。他把手插进兜里，摸到那个铜铃。铃铛温温的。
后天，他就回家了。他要跟林雨燕好好谈谈。
七
七月，河生回了家。
这一次，他没有先回家，而是直接去了新乡。
他在洛阳下了火车，转乘去新乡的长途车。三个多小时的车程，他靠在座位上，看着窗外的风景。豫东平原，一望无际。玉米地、花生地、棉花地，一片一片的，绿油油的。村庄在远处，白墙灰瓦，树影婆娑。他想，林雨燕就在这个平原上的某个地方，在某个校园里，在某个教室里，在某个宿舍里。他想见她。
长途车到了新乡，他下了车，站在车站门口。新乡不大，但比洛阳小，比孟津大。街上有很多学生，背着书包，骑着自行车，说说笑笑的。他问了一个人，找到了河南师大的方向。
他步行去的。走了半个多小时，到了校门口。门柱上挂着一块牌子：河南师范大学。他站在门口，看着那几个字，心里忽然有点紧张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进去。
校园不大，但很安静。梧桐树很高大，枝叶茂密，遮住了整条路。草坪上有几株花，红的黄的紫的，开得正盛。远处有一座教学楼，灰砖的，很旧，但很整洁。再远处是宿舍楼，一排一排的，红砖的，阳台上晾着衣服，花花绿绿的。
他找到了数学系的宿舍楼。在楼下，他拦住一个女生：“请问，林雨燕住哪个宿舍？”
女生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是她什么人？”
“同学。高中的。”
“哦。她住三楼，302。你等一下，我上去叫她。”
河生在楼下等着。阳光透过梧桐叶洒下来，在地上画出斑斑点点的光斑。蝉在叫，很响，但他不觉得吵。他站在那儿，看着宿舍楼的门口，心跳得很快。
几分钟后，林雨燕从楼里跑出来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，一条蓝色的牛仔裤，头发扎成马尾辫。看见他，她愣住了，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“陈河生？”她的声音有点抖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我来看你。”
她看着他，眼睛红了。然后她跑过来，一把抱住了他。
河生愣住了。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抱过。她的身体很软，很暖，贴在他身上，像一团火。她的头发蹭在他脸上，痒痒的，有洗发水的香味。她的手环着他的腰，很紧，好像怕他跑掉。
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伸出手，抱住了她。她的背很瘦，能摸到骨头。她的肩膀在抖，她在哭。
“别哭了。”他说。
“我没哭。”她说，但眼泪还在流。
他松开她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巾，递给她。她接过来，擦了擦眼睛，然后笑了。
“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我好去接你。”
“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”
“惊喜？”她笑了，“是惊吓吧。我以为出什么事了。”
“没事。就是想见你。”
她看着他，眼睛亮亮的。然后她拉起他的手：“走，我带你逛逛我们学校。”
她带他逛了校园。教学楼、图书馆、操场、食堂、小花园。她一边走一边介绍，像一个小导游。她说，这栋楼是民国时候盖的，那栋楼是五十年代盖的。她说，这个图书馆有三十万册书，她经常来。她说，这个操场她每天早上跑三圈，已经坚持了一年了。她说，这个小花园是她最喜欢的地方，春天的时候开满花，很漂亮。
河生听着，看着她。她的脸在阳光下白里透红的，眼睛亮亮的，嘴唇微微翘着。她说话的时候，眉毛会动，鼻子会皱，很有意思。他忽然觉得，她比高中时好看了很多。不光是外表，是整个人。她变得自信了，开朗了，成熟了。
逛完了校园，她带他去学校外面的一个小饭馆吃饭。饭馆不大，但很干净。她要了两个菜：鱼香肉丝、番茄炒蛋，还有两碗米饭。
“你在上海，吃得好吗？”她问。
“好。食堂的菜不错。”
“比高中的好？”
“好多了。高中的时候，天天白菜炖豆腐。”
她笑了：“你还记得高中的食堂？那个红烧肉，三毛钱一份，你请我吃过。”
“记得。”
“那时候多好啊。”她低下头，用筷子拨着碗里的米饭，“每天都能看见你。你坐在第一排，我坐在第三排。我上课的时候，老是看你的背影。你的背很直，很瘦，像一根竹竿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低下头，吃了一口饭。
“陈河生，”她忽然抬起头，看着他，“你这次来，是有话跟我说吗？”
他愣了一下。然后他放下筷子，看着她。
“林雨燕，”他说，“我喜欢你。”
她愣住了。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看着他，一动不动。
“从高中就喜欢。”他说，“你坐在我前面，你送我书签，你教我英语，你在黄河边跟我说那些话。我都记得。我在上海的时候，每天想你。你的照片，我放在枕头底下，每天晚上看。你的信，我看了无数遍。你送我的钢笔，我每天都在用。你送我的日记本，我每天都在写。”
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。
“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。”他说，“我毕业以后，可能在船厂，可能在研究所，可能在上海，可能在别的地方。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但我知道，我喜欢你。从高中到现在，一直都喜欢。”
她站起来，走到他身边，弯下腰，抱住了他。她的眼泪流在他脖子上，湿湿的，热热的。
“我也喜欢你。”她说，“从高中到现在，一直都喜欢。”
他伸出手，抱住了她。她的身体在发抖，但他知道，那不是害怕，是高兴。
他们在小饭馆里抱了很久。老板在厨房里炒菜，叮叮当当的，没有出来打扰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照在他们身上，暖暖的。
那天下午，河生送林雨燕回宿舍。走到楼下，她停下来，转过身，看着他。
“陈河生，你什么时候走？”
“明天。”
“这么快？”
“嗯。我还要回家。我妈想我了。”
她低下头，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抬起头，笑了：“那你走吧。我送你。”
“不用。你回去吧。”
“我送你到校门口。”
两个人走在校园里。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，在地上画出斑斑点点的光斑。林雨燕走在他旁边，手挽着他的胳膊，头靠在他肩膀上。
“陈河生，”她说，“你说，咱们以后能在一起吗？”
“能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因为我会努力。”
她抬起头，看着他。她的眼睛亮亮的，里面有光。
“我也会努力。”她说。
到了校门口，她松开他的胳膊，站在那儿，看着他。
“你走吧。我看着你走。”
“你先回去。”
“不，你先走。”
他看着她，忽然低下头，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。很轻，很快。然后他转身，走了。
走出几步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她还站在那里，朝他挥手。他挥了挥手，然后转过头，大步往前走。
阳光照在他身上，暖暖的。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，铃铛温温的。
他想，这就是幸福。
八
七月下旬，河生在家待了十几天。
这十几天里，他帮大哥干了很多活。玉米地里施肥、花生地里除草、菜园里浇水。他干得很起劲，好像要把在上海攒了一年的力气都用完。大哥说：“你别干了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歇歇。”他说：“我在学校也坐着，活动活动好。”
但这一次，他干活的时候，心里想着的不光是地里的庄稼，还有林雨燕，还有上海，还有军舰，还有未来。他想，他要把这些活干完，然后回上海，继续学习，继续努力。他要考第一名，要学好专业课，要设计出最好的船。他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，要让大哥不再那么累，要让林雨燕为他骄傲。
八月初，河生要回上海了。
母亲又给他准备了一大包东西：干枣、花生、红薯干、辣椒酱，还有一双新布鞋。
“到了上海，别舍不得吃。”母亲说。
“嗯。”
“好好学习，别给咱家丢人。”
“嗯。”
“天冷了多穿点，上海冬天也冷。”
“嗯。”
“放假了就回来。”
“嗯。”
母亲说着说着，眼泪又下来了。她转过身去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，然后转过来，笑了：“走吧，别误了车。”
大哥送他去洛阳火车站。还是那辆破自行车，但路变了。柏油路修到了村口，宽敞平整，两边种着杨树，笔直笔直的。路边多了很多新房子，有的两层的，有的三层的，有的还贴着瓷砖。远处的小工厂冒着烟，轰隆隆地响。
“哥，村里变化真大。”
“嗯。去年修的路，今年又修了渠。明年还要建小学。”
“陈冉呢？她怎么样？”
“好着呢。会背诗了。‘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’你教的？”
“嗯。上次回来教的。”
“她记性好。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。”
“肯定的。”
到了镇上，大哥把车子停下来，从兜里掏出几张钱，塞给河生。“拿着，路上买点吃的。”
“哥，我有钱。”
“拿着。”大哥把钱塞进他兜里，“你在上海花销大，别省着。”
河生看着大哥。大哥的脸黑红黑红的，皱纹比去年多了，头发也比去年白了。他的手很粗，指甲缝里嵌着泥，手背上有几道新疤。但他的眼睛很亮，很有神。
“哥，你也要注意身体。别太累了。”
“没事，我结实。”大哥拍拍胸脯。
车来了。河生上了车，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摇下车窗，看着大哥。大哥站在路边，朝他挥挥手。他也挥手。车开了，大哥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，最后变成一个黑点，消失在尘土里。
他把头缩回来，靠在座椅上。窗外，田野往后退，村庄往后退，山往后退。他看见一条河，宽宽的，浑黄浑黄的。黄河。他盯着那条河，看着它慢慢往后，慢慢变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线，消失在天边。
他把手伸进兜里，摸到那个铜铃。铃铛在他手心里，温温的。
窗外，田野继续往后退，往后退。
火车往东开，往上海开。
往那个他在那里扎根的地方开。往那个他要在那里造大船的地方开。
他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：
一九九六年八月五日，回上海的路上。我考了第一名。我有了喜欢的人。我要造大船。我要保卫国家。
他把本子合上，放在膝盖上。窗外，平原一望无际，绿油油的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远处有一座城市，高楼林立，烟囱冒烟。再远处是海，蓝蓝的，一望无际。
他想，这就是中国。这就是他要建设的中国。这就是他要保卫的中国。
他把铜铃握在手心里，闭上眼睛。
火车轰隆隆地响着，带着他，往东，往上海，往未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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