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通知书

考完电厂那天下了一场雨。
雨不大，淅淅沥沥的，落在干裂的黄土地上，能听见滋滋的响声。陈河生坐在院子里，看着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，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。院子里那棵老枣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，青绿色的，像涂了一层油。
母亲在屋里纳鞋底，针线穿过厚布的声音，嗤——嗤——，一下一下的。隔壁传来鸡叫，是一只母鸡刚下了蛋，在窝里咯咯哒咯咯哒地炫耀。
河生数着雨滴。一滴，两滴，三滴。数到一百多，数乱了，又从头数。
他这几天一直在等电厂的通知。大哥说，考上了就是工人了，一个月挣一百多块，能吃商品粮，能住公家的房子，能娶个城里媳妇。大哥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睛里有光，好像要去当工人的是他自己。
可河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。
他有时候想，要是考不上就好了。考不上就能接着上学。可他马上又觉得这念头不对——家里这么难，大哥为了供他念书，连猪都卖了，他怎么还能想着上学？
雨渐渐小了。天边露出一片亮光，太阳从云缝里挤出来，照得院子里的积水亮晃晃的。河生站起来，走出院门。
村街上没人，狗都躲在屋檐下打盹。他往村东走，走到村头那棵老槐树下，看见德顺爷坐在树根上，手里拿着一张报纸，凑得很近在看。
德顺爷认得几个字，年轻时在黄河上拉船，跟一个老私塾先生学的。村里人谁家来信了，都找他念。他看报的时候，嘴会微微动着，一个字一个字念给自己听。
“德顺爷。”河生走过去。
老头抬起头，眯着眼看他：“河生啊。来，你看看这报上说的啥，我眼花了，这字太小。”
河生接过报纸，是一张《人民日报》，不知从哪弄来的，皱巴巴的，边角都磨毛了。他看了看，头版头条是条大新闻：党中央、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。
他把标题念了一遍。德顺爷点点头，说：“浦东，那地方在哪儿？”
“上海吧。”河生说，“标题上说上海浦东。”
“上海。”德顺爷念叨着，“那可是大地方。我年轻时听人说过，上海外滩，洋楼高得能顶到天，黄浦江里跑大轮船。咱这黄河里跑的，还是木船。”
河生看着报纸，忽然想起那天坐在大哥自行车后座上，问的那句话：上海有多远？
“德顺爷，您去过上海吗？”
“我？”老头笑了，露出几颗豁牙，“我这一辈子，最远就到过三门峡。那还是年轻时，拉着船逆流而上，走了半个多月。上海？那是天上的人才去的地方。”
他把报纸要回去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揣进怀里：“这报上说的开放，是好事。我年轻时，咱这儿也开放过，那会儿日本人来，也是从东边来的。开放，得看谁来。”
河生没接话。他知道德顺爷想起的是抗战时候的事。村里老人都说，德顺爷年轻时被日本人抓过，给拉到洛阳修炮楼，后来逃回来，一路上靠要饭活命。
“回去吧。”德顺爷站起来，拍拍屁股，“雨停了，该干啥干啥。”
河生往回走。走到家门口，听见屋里有人说话——是大哥回来了。
他推门进去，看见大哥坐在堂屋的板凳上，手里端着一碗水，正在喝。母亲坐在旁边，手里还拿着那只没纳完的鞋底，针线停在半空中。
“河生。”大哥放下碗，“通知下来了。”
河生的心跳了一下：“咋说？”
大哥没吭声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递过来。河生接过去，看见上面印着字：新安县电厂招工考试成绩通知单。他往下看，看见自己的名字，看见准考证号，看见分数——语文78，数学92，总分170。再往下看，是录取分数线：175分。
他没考上。差五分。
他把通知单还给大哥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是该难过，还是该高兴？他分不清。
大哥叹了口气：“差五分。五分。你要是那道应用题没做错，就够上了。”
那道应用题。河生想起来了，考场上他检查出来的那道，算错百分比的。他改过来了。可他改的是对的，他原来算的是错的。要是他没检查出来，要是他交的是原来那道错的，会不会反而能考上？
命运这东西，差一分就是差一分，差五分就是差五分。没有那么多要是。
“没事。”河生说，“我去复读。”
大哥抬起头看着他，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表情。母亲手里的针线又开始动了，嗤——嗤——，比刚才慢。
“复读？”大哥说，“你知道复读一年要多少钱？学费、书本费、生活费，一年下来少说也得二三百。咱家拿得出吗？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知道拿不出。
“你嫂子下个月就过门了，”大哥的声音低下去，“彩礼钱还没凑齐，我还得去借。这借的钱，明年得还。你复读，谁来供你？”
“我自己挣。”河生说，“暑假我去打工，去筛砂石，去砖窑，啥都干。开学以后，我礼拜天也不回来，去找活儿干。”
大哥沉默了一会儿，站起来：“你让我想想。”
他走出门，院子里传来自行车响，然后是远去的车铃声。
那天晚上，河生又没睡着。
他躺在炕上，听着窗外的虫鸣。立夏过了，虫子多了起来，吱吱吱，叫得人心烦。大哥不在家，去镇上借钱了。母亲在隔壁屋，偶尔咳嗽一声。
他想起父亲。父亲在的时候，家里的事都是父亲说了算。父亲话不多，但每句话都像钉在墙上，稳稳的。他说让河生念书，河生就能念书。他没了，谁说了算？
大哥说了算。可大哥也是没法子。
河生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墙上糊着报纸，是一张旧的《河南日报》，日期看不太清了。报纸上有条消息，标题还认得：我省今年高考录取工作结束，三万余名考生被录取。三万多名。他想，要是自己也能是那三万分之一，该多好。
可他连电厂工人都没考上。
第二天一早，河生起来，去黄河滩筛砂石。
筛砂石是这一带农村孩子最常见的零工。建筑工地要砂子，要石子，都从黄河滩里筛。筛一方砂子两块钱，筛一方石子三块钱。力气大的，一天能筛一方多；力气小的，能筛半方就不错了。
河生拿了个铁筛子，一个铁锨，找了个离水近的地方。砂石得筛，先用粗筛筛出石子，再用细筛筛出砂子，剩下的废料扔一边。他从早上干到晌午，筛了小半方。手磨出了泡，腰酸得直不起来。
晌午，他从布兜里掏出母亲给烙的饼，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吃。饼是玉米面的，有点硬，嚼起来费劲。他慢慢嚼着，看着黄河。
黄河涨水了。前几天那场雨，上游下大了，河水浑得发红，流速也快了。河面上漂下来一些树枝、杂草，还有一只死羊，肚子鼓得老高，在漩涡里打着转。
他想起父亲。父亲就是从黄河里捞东西，捞出一棵大树，卖了三十块钱，给家里买了头猪崽。那会儿他还小，跟在父亲后面，看父亲把树从河里拖上来，浑身湿透，脸上却笑着。
现在父亲在河边的坡地上埋着。那块地，今年该种红薯的。
下午接着干。太阳晒得头皮发烫，汗从脸上流下来，流到眼里，蜇得生疼。河生不时直起腰，擦一把汗，往四周看看。河滩上还有几个人，都是附近村的，有大人有孩子，都低着头，一下一下地筛。
太阳偏西的时候，大哥来了。
他骑车子过来的，在河滩边上停好车，踩着砂石走过来。走到跟前，看了看河生筛的那堆砂石，说：“筛了不少。”
河生嗯了一声，没停手里的活。
大哥在他旁边蹲下，从兜里掏出一根烟，点上。他不常抽烟，买不起。这烟估计是从哪儿蹭的。
“我想好了。”大哥吸了一口烟，慢慢吐出来，“你复读吧。”
河生的铁锨停了一下，又接着铲。
“我去找了你嫂子，”大哥说，“跟她商量。她说，晚一年过门也行。彩礼钱先给一部分，剩下的明年再给。那三百块，我借到了二百，还差一百，我想法子。”
河生直起腰，看着大哥。大哥的脸在夕阳里，黑红黑红的，眼睛里有血丝，嘴唇干裂着。
“哥……”
“别说了。”大哥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脚碾灭，“你好好念，争取考上大学。考上大学，端上铁饭碗，比电厂工人强。到时候，哥脸上也有光。”
他站起来，拍拍河生的肩膀：“走吧，回家。明天再干。”
河生把铁锨和筛子收拾好，跟着大哥往回走。走到河滩边上，他回头看了一眼黄河。夕阳照在河面上，金红金红的，像一河流动的铁水。
六月初，河生回学校复读了。
学校在镇上，离村里三十里地。以前住校，每个礼拜回家一次。现在不住校了——住校要交住宿费，一个月五块钱。河生舍不得这五块钱，就每天骑车来回。早上五点起，骑车一个半小时到学校；晚上九点下晚自习，再骑车回家，到家都十点半了。
母亲心疼，说这样太累。河生说不累。他确实不累，或者说，累惯了，就觉不出来了。
六月中旬，有一天放学回家，母亲说大哥捎信来，让河生去他那儿一趟。大哥在镇上建筑队干活，住在工地的工棚里。
第二天是礼拜天，河生骑车去镇上找大哥。工地在新安县老城边上，正在盖一座三层楼。他找到工棚，大哥正在里面吃饭，一碗红薯面糊糊，就着咸菜。
“来了？”大哥往旁边挪了挪，“坐。吃了吗？”
“吃了。”
大哥几口把糊糊喝完，抹了抹嘴：“今天叫你来，是有个事。你嫂子那边，又变卦了。”
河生的心往下沉了沉。
“她娘家人说，”大哥低下头，盯着空碗，“晚一年过门可以，但要再加二百块彩礼。说现在物价涨了，去年的价今年不行了。二百块，我上哪弄去？”
河生没说话。
“我跟建筑队说了，”大哥抬起头，“下个月开始，我一天多加两个钟头的班，能多挣一块钱。一个月下来，能多挣三十。到年底，能凑够那二百。”
“哥……”
“你别管这些。”大哥摆摆手，“你只管念你的书。我就是累死，也要供你念出来。”
河生低下头，看着工棚的地。地上是黄土，踩实了，硬邦邦的。他忽然想起父亲坟头的土，也是这样的黄土，踩实了，硬邦邦的。
“哥，”他说，“我不念了。”
“啥？”
“我不念了。”他抬起头，“我去打工，跟你一起挣钱。先把嫂子的彩礼凑齐，把嫂子娶过门。然后，我去学门手艺，瓦工、木工都行，以后也能挣钱。”
大哥瞪着他，眼睛瞪得老大。忽然，大哥一巴掌拍在腿上，拍得啪的一声响：“你胡说什么！你念得好好的，说不念就不念了？你当这是过家家？”
“可是——”
“没有可是！”大哥站起来，声音大得外面都能听见，“我告诉你陈河生，你爹临死前我跪在他跟前发过誓：供你念书，供你上大学。我陈河大说话算话，就是砸锅卖铁，就是累死在这工地上，也要供你念！”
河生看着大哥，大哥的眼睛红了，声音在发抖。他从来没见过大哥这样。
“你回去。”大哥背过身去，“明天接着上学。这事以后别提了。”
河生站起来，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出工棚。外面太阳正毒，晒得地上冒白烟。他骑上车子，往家里走。骑出镇子，骑上土路，骑过麦田，骑过一个个村庄。麦子快熟了，麦穗黄澄澄的，在风里摇着。
骑到黄河边上，他停下来。
他把车子支在路边，走到河滩上，站在水边。黄河在眼前流着，浑黄浑黄的，跟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一样。他想起父亲，想起大哥，想起母亲，想起德顺爷说的那些话。
他忽然蹲下来，把头埋在膝盖里，哭了。
他已经很久没哭过了。父亲死的时候他都没哭——不是不想哭，是哭不出来，眼泪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现在堵住的东西松开了，眼泪流出来，流进脚下的黄土里。
黄河哗哗地响着，把他的哭声盖住了。
七月底，中考成绩出来了。
河生考了全县第四名。这个成绩，上洛阳一高没问题，上县一高更没问题。可问题是，上高中不是义务教育，要交学费。洛阳一高一年学费加住宿费一百二，县一高一年八十。河生选了县一高。
开学前，大哥回来了。他请了一天假，专门送河生去报到。母亲给河生做了一床新被子，是用父亲留下的旧棉袄改的，棉花重新弹过，软软的。还做了两件新衬衫，白的，的确良的料子，是大哥从洛阳买回来的。
“去学校好好念。”母亲把被子叠好，装进蛇皮袋里，“别舍不得吃，该花的花。”
“嗯。”
“别跟人打架，听老师话。”
“嗯。”
“放假就回来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”
“嗯。”
大哥骑车子驮着他，三十里路，骑了一个多小时。到学校门口，大哥把车子停好，帮他把行李拿下来。
“进去吧。”大哥说，“我回去了。”
“哥，你骑车子回去？三十里呢。”
“我走回去。车子留给你，回家方便。”
大哥说完，转身就走了。河生站在学校门口，看着大哥的背影越走越远，走过那条土路，走过路边的杨树，走到看不见的地方。
他拎起蛇皮袋，走进校门。
县一高比乡中学大多了。两排青砖瓦房是教室，后面两排是宿舍，东边一个大操场，西边一个食堂。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，喊着叫着。食堂门口有人在排队打饭，端着搪瓷缸子，有说有笑的。
河生找到宿舍，是一排平房最东头那间。推门进去，屋里摆着四张双层床，住了七个人，只有靠窗的下铺空着。他把行李放上去，铺好褥子，套好被罩。旁边床上坐着一个胖胖的男生，正拿着一本《故事会》看。
“新来的？”胖男生抬起头。
“嗯。”
“哪个乡的？”
“石井。”
“石井？”胖男生眼睛亮了，“我也是石井的！咱俩老乡啊！我叫方卫国，石井街上的，你叫啥？”
“陈河生。小浪底的。”
“小浪底？”方卫国放下书，“我知道那儿，黄河边上。你们村是不是要搬了？修水库？”
“嗯，过两年搬。”
“那你得赶紧找个媳妇，不然搬走了，媳妇不好找。”
河生愣了愣，没接话。方卫国自己先笑了：“我开玩笑的。你多大？”
“十四。”
“我也十四。咱俩同岁。你在哪个班？”
“还不知道，等下去看榜。”
“我跟你去。我也还没看。”
两个人一起出门。方卫国话多，一路走一路说。他说他爸是供销社的，他妈在家，他是独生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学习不好，这次是花钱进来的。他说这学校老师怎么样，食堂伙食怎么样，哪个班有漂亮女生。
河生听着，不时嗯一声。他没见过这么能说话的人。
榜贴在教导处门口的红榜上，毛笔写的，分了三栏。河生找到自己的名字：高一（二）班。方卫国的名字也在（二）班，倒数第三个。
“咱俩一个班！”方卫国拍了他一下，“缘分哪！”
报到完，领了课本，回到宿舍。方卫国睡他上铺，正趴在床上看那本《故事会》。河生翻开课本——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政治、英语。六本书，新新的，有油墨的香味。
他拿起物理课本，翻开第一章：力。第一个标题：力的概念。他看下去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看着看着，忽然想起考电厂那天做错的那道应用题。那是一道物理题，关于滑轮组的。要是他当时把物理再学扎实一点，那道题就不会做错。
他把书合上，看着封面。封面是淡绿色的，印着“物理”两个字，下面是“高级中学课本”几个小字。他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——好像这本书里，藏着他的命。
九月初，开学第一周。
班主任姓周，教语文，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，头发花白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。第一节课，他让每个学生站起来自我介绍。轮到河生，他站起来，说：“我叫陈河生，石井乡小浪底村的，以后请多关照。”说完就坐下了。
周老师点点头，在本上记了什么。
下课以后，周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。办公室不大，摆着四张桌子，周老师的桌子靠窗，上面堆着一摞作业本。
“陈河生，”周老师摘下眼镜，看着他，“我看过你的入学成绩，全县第四。这个成绩，能上洛阳一高，怎么来县一高了？”
河生低着头，没说话。
周老师等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：“我猜，是家里的原因吧？”
河生点点头。
“行，我知道了。”周老师把眼镜戴上，“好好学。有什么困难，来找我。”
河生走出办公室，方卫国在外面等着。看见他出来，方卫国凑上来：“周扒皮找你干啥？”
“周扒皮？”
“周老师啊，外号周扒皮，以前的学生起的。找他干啥？”
“没啥，问问情况。”
“问问情况？”方卫国眼珠转了转，“我看是想培养你当尖子生。全县第四，牛啊！以后考大学有希望。”
河生没接话。两个人往教室走，走过操场，走过食堂，走过一排杨树。杨树的叶子开始黄了，风一吹，哗啦哗啦响。
“你说，”河生忽然问，“考大学难不难？”
“难。”方卫国说，“去年全县考上一百多个，今年估计也差不多。全县几万考生，就一百多个，你说难不难？”
河生沉默了一会儿：“那也得考。”
“你肯定能考上。”方卫国拍拍他的肩膀，“全县第四，考不上谁考上？”
河生看着他，想说点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
他想起大哥，想起工地上多加班两个钟头，一个月多挣三十块钱。他想起母亲，想起她纳鞋底时，手被针扎出血，用嘴嘬一下，接着纳。他想起父亲，想起父亲坟头的黄土，想起父亲临死前都没能见上一面。
他想，我要是考不上，对不起这些人。
十月底，学校开秋季运动会。
河生没报项目，就站在边上给方卫国加油。方卫国报了铅球，扔了八米多，得了第六名。他挺高兴，拉着河生去食堂加菜——一份红烧肉，五毛钱。
两个人端着搪瓷缸子，蹲在食堂门口吃。红烧肉真香，肉炖得烂烂的，酱油色，油汪汪的。河生慢慢嚼着，舍不得咽下去。
“哎，”方卫国嘴里塞着肉，含含糊糊地说，“听说县里来了个新县长，要抓教育。以后考大学，可能更容易些。”
“是吗？”
“我听我爸说的。我爸在供销社，经常跟县里人打交道。他说新县长是从省里下来的，有来头，想干点事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对县长没什么概念，只知道是管全县的官。他想，要是县长真能让考大学容易些，就好了。
运动会后没几天，出了一件事。
那天晚上，下晚自习后，河生去车棚推自行车。车棚在操场边上，黑乎乎的，只有一盏路灯，昏黄黄的。他刚把车锁打开，听见旁边有人在吵。
“你他妈再说一遍？”
“我就说，怎么了？你们乡下来的，就是土！”
“你再说！”
“土！土！土！”
然后就是打斗的声音，拳头砸在肉上，闷闷的。河生愣了一下，往那边看去，看见两个人影扭打在一起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走过去。
走近了才看清，一个是方卫国，另一个是隔壁班的，叫什么他不记得，好像是县城里的。方卫国被压在下面，脸上挨了好几拳，鼻子流血了。
河生二话没说，上去一把把那人推开。那人没防备，摔了个跟头。爬起来，瞪着河生：“你他妈谁啊？少管闲事！”
“他是我朋友。”河生挡在方卫国前面。
“你朋友？”那人擦擦嘴角，“行，你等着。”
他走了。河生把方卫国扶起来。方卫国满脸是血，鼻子里还在流，衣服上都是土。
“没事吧？”
“没事。”方卫国吸了吸鼻子，又吸了吸，“操，真他妈疼。”
“为啥打架？”
“他骂我。”方卫国低着头，“说我爸是供销社的，贪污，是蛀虫。我他妈能忍？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把方卫国扶到水管边，拧开水龙头，让他洗了洗脸。水冰凉冰凉的，冲在脸上，方卫国嘶嘶地吸着冷气。
“谢谢你。”洗完了，方卫国抬起头，“要不是你，我今天得吃亏。”
“没事。”
“以后你就是我兄弟。”方卫国把手搭在他肩膀上，“真的，亲兄弟。”
河生看着他，月光照在他脸上，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眼睛却很亮。河生忽然觉得，在这个陌生的学校里，好像有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。
十一月底，天气冷了。
河生那辆自行车越来越难骑——车胎补过三次，链条老是掉，刹车也不灵了。每天早上骑车到学校，手冻得通红，耳朵冻得生疼。母亲给他织了副手套，毛线的，不厚，但比没有强。
那天早上，他骑车到校门口，看见方卫国在门口站着，缩着脖子，手揣在袖子里。
“干啥呢？”
“等你。”方卫国走过来，“有个事跟你说。”
“啥事？”
“我爸调到洛阳了。”方卫国说，“我们家要搬走了。”
河生愣了一下：“搬走？”
“嗯。下个月就走。”方卫国低着头，“我爸说，让我转到洛阳一高去，那儿教学质量好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两个人站在校门口，冷风吹过来，把地上的落叶吹得打旋。
“以后……”方卫国抬起头，“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？”
“能。”河生说，“洛阳又不远。”
“那你考大学考到洛阳去，咱俩又能在一起了。”
河生点点头。
方卫国走的那天，河生去送他。方卫国家的卡车停在供销社门口，装满了家具，用绳子捆着。方卫国他妈站在车旁边，穿着呢子大衣，围着围巾。方卫国他爸在跟人说话，抽着烟。
“我走了。”方卫国看着河生，眼睛红红的。
“嗯。”
“你好好学习，争取考上洛阳的大学。咱俩说好了。”
“说好了。”
方卫国上了车。车发动了，慢慢开走。方卫国从车窗里伸出头，朝河生挥手。河生也挥手。车越开越远，转过街角，看不见了。
河生站在那儿，站了好一会儿。风刮过来，凉飕飕的。他缩了缩脖子，骑上车子，往学校走。
骑到半路，他忽然想起方卫国说的那句话：“以后咱俩就是亲兄弟。”他想，亲兄弟也就这样吧。
十二月底，期末考试前一周。
那天上完晚自习，周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。办公室里生着炉子，暖烘烘的。周老师让他坐下，给他倒了杯热水。
“陈河生，”周老师说，“有个事想跟你商量。”
“老师您说。”
“县里有个数学竞赛，下个月在洛阳举行。每个学校派三个学生。我想让你去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
“你要是能拿上名次，高考能加分。”周老师说，“而且，对以后考大学也有好处。”
“我……”
“你考虑考虑。明天给我答复。”
河生骑车回家，一路上都在想这个事。去洛阳参加竞赛，要去好几天，得住店，得吃饭，得花一笔钱。这钱从哪出？
回到家，母亲还没睡，在油灯下纳鞋底。河生把竞赛的事说了，母亲停下针线，想了一会儿。
“想去吗？”
“想。”
“那就去。”母亲低下头，继续纳鞋底，“钱的事，我来想法子。”
“妈——”
“别说了。”母亲头也不抬，“你大哥说得对，你念书要紧。”
腊月初八，河生去洛阳参加竞赛。
母亲给他凑了二十块钱，是卖鸡蛋攒的，还有大哥从建筑队预支的。他坐长途汽车去的，第一次出远门，晕车，吐了一路。到洛阳的时候，脸都白了。
竞赛在洛阳一高举行。河生走进考场，看见那些陌生的桌椅，陌生的面孔，心里有点慌。他想起方卫国，想起他说“咱俩说好了”，想起他挥手的样子。
卷子发下来，他看了看，前面几道题不难，后面两道有点绕。他开始做，一道一道地做，做到最后一道时，时间还剩二十分钟。最后一道题是几何题，证明一个圆和一条直线的关系。他想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物理课本上学的那些东西——力，运动，轨迹。他用物理的方法，把几何题解出来了。
考完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他在洛阳街头走了走，看见高楼，看见电车，看见霓虹灯。他在一个卖羊肉串的摊子前站了一会儿，闻着香味，咽了咽口水，没舍得买。
晚上住在考点安排的大通铺里，一个屋住二十多个人，都是各县来的学生。有人在对答案，有人在聊天，有人在背明天的题。河生躺在铺上，听着他们的说话声，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，想起母亲，想起大哥，想起黄河。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，成绩出来了。
河生得了全县第二名，洛阳市第七名。学校门口贴了红榜，他的名字写在第二个，毛笔字，工工整整的。周老师站在榜前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“好！”他拍着河生的肩膀，“好！给学校争光了！”
河生看着榜上自己的名字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——好像那条河，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船。
放寒假那天，大哥来接他。
大哥穿着那件旧棉袄，骑着那辆破自行车，等在门口。看见河生出来，他跳下车，跑过来。
“听说你拿奖了？”大哥问，眼睛亮亮的。
“嗯。”
“第几名？”
“全县第二，全市第七。”
大哥愣了一下，然后忽然笑起来。他笑得很响，笑出了眼泪。他用袖子擦了擦眼睛，说：“好！好！走，回家！”
河生坐上后座，大哥骑得飞快。风在耳边呼呼地响，路两边的麦田飞快地往后退。太阳快落山了，天边红彤彤的，照得大地一片暖色。
骑到黄河边上，大哥忽然停下来。
“河生，”他看着黄河，说，“你知道吗？咱爹以前经常说，黄河虽然浑，但它养活了咱这一方人。他说，人活着，就要像黄河一样，不管多难，都要往前流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看着黄河，看着那浑黄浑黄的水，看着那永远向前的方向。
“你现在，”大哥转过头来，看着他，“就是咱家的那条船。你在前头流，我们在后头推。”
河生看着大哥。大哥的脸在夕阳里，黑红黑红的，眼睛里有光。他忽然觉得，大哥老了——才二十三岁，眼角已经有皱纹了，头发也白了几根。
“哥，”他说，“我会的。”
兄弟俩站在那里，看着黄河。黄河在夕阳下流着，金红金红的，像一河流动的希望。
远处，太行山的影子渐渐暗下去，暮色从山脚漫过来，漫过麦田，漫过河滩，漫到他们脚下。天快黑了，该回家了。
大哥骑上车，河生坐上去。车子沿着土路往前，往家的方向。身后，黄河还在流着，哗哗地响着，像无数人在说话。
那些话里，有父亲，有母亲，有大哥，有德顺爷，有所有在这片土地上活过的人。
那些话里，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将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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