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章 附录 2

　　改革开放直到月，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使我们翻身得解放。我一下子成了奖励“暴发户”。“文革”中，无论我如何努力，一切立功、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。在我领导的集体中，战士们立三等功、二等功、集体二等功，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，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，从未受过嘉奖。我心中也有不平，我已习惯了我们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，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基础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生活翻了个儿，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，又有技术发明创造，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，突然一下子“标兵、功臣”等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。我这人也热不起来，许多奖品都是别人代领回来的，我又分给了大家。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，6000个代表中，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，我33岁。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。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，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，就直接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，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，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了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。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裱了起来，挂在墙上，全家都引以为傲。我父亲也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不久平反。由于那时百废待兴，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，提高高考的升学率，让他去做校长。“文革”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。他不计较升降，不计较得失，只认为有了工作机会，就全身心地投进去了，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，升学率达到了90%多，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。他直到岁才退休。他说，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，干了点事。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，好好干。至此，我们就各忙各的，互相关心不了了。我也亲历亲见过，四川省委老领导杨超同志“文革”中二次复出，他的小孩一直与我们是朋友。“文革”初期他父亲被关进监狱中，当时听他女儿说过几天组织要去监狱与他父亲谈话，让他重新出来任四川省委书记。他一出来就毫无怨言地投入了工作。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德自豪，他们从牛棚中一放出来，一恢复组织生活，都拼命地工作。他们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不计荣辱，爱国爱党，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、下一代人、下下一代人学习。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，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。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，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，说未来十几年来是难得的和平时期，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。我那时年轻，政治头脑简单，并不明白其含义。过了两三年大裁军，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裁掉，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。1982年，在党的十二大期间，我们基建工程兵小组与铁道兵小组的中心话题就是裁军，因为一开完十二大，我们就要整建制的离开军队，实在是有些恋恋难舍，毕竟我们习惯了十几二十年的军队生活。当时，父母也不太理解党的开放改革，也认为离开军队太可惜。走入地方后，不适应商品经济，也没有驾驭它的能力，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，被人骗过。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，才被迫创建华为的。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。这时父母、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，在阳台上做饭。他们处处为我担心，生活也十分节省，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。（听妹妹说，母亲去世前两个月，还与妹妹说，她存有几万元，以后留着救哥哥，他总不会永远都好。母亲在被车撞时，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，又未装任何证件，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。中午吃饭时，妹妹、妹夫发现她没回来，四处寻找，才知道遭遇车祸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母亲的心多纯洁。）当时广东卖鱼虾的，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，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、死虾吃，说也很新鲜呢！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，因为卖不掉的菜，便宜一些。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，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，还是邻居告诉我的。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，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，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，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，我的身体也是那段时间累垮的。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。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。华为的成功，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，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。我总认为母亲身体很好，还有时间。我身体不好，以及知识结构、智力跟不上时代，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，总会有时间陪她的。没想到飞来横祸。回顾我已走过的历史，扪心自问，我一生无愧于祖国、无愧于人民、无愧于事业与员工、无愧于朋友，唯一有愧的是父母，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，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。我知道我的情况比绝大多数人要好，为了忘却纪念，也一吐为快。爸爸、妈妈，千声万声呼唤你们，千声万声唤不回。逝者已经逝去，活着还要前行。——2001年2月8日于深圳任正非接受法国媒体采访《回声报》/Solveig?Godeluck：您是个低调的人，我们希望了解您是什么样的人，您的童年是怎样的，您来自哪里？任：我也不清楚怎么解释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因为不知道应该从哪个角度来看。我认为自己从来都很乐观，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，我都很快乐，因为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处境。包括小时候很贫穷，我也认为自己很快乐，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别人的富裕是什么样的。直到40多岁以后，我才知道有那么好吃的法国菜。我小时候生长在贵州的一个少数民族边缘小镇（镇宁县），在小镇读了小学和中学，随父亲工作变动，到了一个很小的城市（都匀市）读中学，然后考上大学。我父母分别是中、小学教师，虽然他们没有给我们宽松的物质生活条件，但在我的教育上付出得非常多。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您是否满意？《回声报》/Solveig?Godeluck：希望您接着往下说。任：我考上大学后，学的是建筑，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。电子方面是自学的，改行了。《回声报》/Solveig?Godeluck：后来我们知道您从军了一段时间，有人说您那段时间做的是工程方面的工作，也有人说是密码方面的工作，有人说是军官，也有人说不是军官。任：大学毕业后我是当兵了，当的是建筑兵。当然是军官，不是士兵。在中国“当兵”这个说法是指行业，而不是职位。我当兵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你们法国公司的工程。那时法国德布尼斯·斯贝西姆公司向中国出售了一个化纤成套设备，在中国的东北辽阳市。我在那里从这个工程开始一直到建完生产，然后才离开。我跟法国很有缘分，第一个工程就是法国的。我从事的是石油裂解开始的油头八个装置的自动控制工作。当时有多个法国专家在现场指导工作，他们教了我化工自动控制。因为当时中国比较贫穷，国家的理想就是每个老百姓都能穿上化纤的衣服。中国人那时认为化纤的衣服很挺，不打皱，很漂亮。那个化纤厂建好以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，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认为棉布比化纤好。化纤有个缺点，不透气，一旦着火以后沾在身上烧很危险。这个厂没有实现给每个中国人提供化纤服装的梦想，后来转变为做包装袋材料，而不是做衣服了。（记者：丝绸更好。）丝绸很贵啊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那时候中国人的总体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。所以为什么那个时期以化纤为主，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。像现在法国奢侈品对中国的出口，在那时候连印象都没有，因为30年前中国的基本问题是解决温饱。《回声报》/Solveig?Godeluck：当时您已经想到要创业了吗？因为创建一个像华为这样的企业，不是什么人都能想到的。任：没有。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，邓小平要裁减军队，要裁减非战斗部队，比如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，我们就脱下军装了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?Escande：你创建华为时，政府是否鼓励你们创业？任：我们脱下军装以后就要走向社会。其实那时我们很缺乏生活能力，因为不熟悉市场经济。中国当时正面临着社会转型，我们这种人在社会上，既不懂技术，又不懂商业交易，生存很困难，很边缘化。我转业在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公司工作，这个公司主要是盖房子的。（记者：哪一年？）年，那时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了。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公司，不属于石油系统，隶属深圳市政府。深圳想给南海石油多盖些房子，赚它的钱。我因为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管理方法，没有干好，人家也不要我了，我只好辞职找工作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?Escande：为什么走上电信这一行？任：如果我去卖水果，你也会问我为什么去卖水果。但是如果我聪明的话，不走上电信，也许对我的人生意义会更大。如果我去养猪的话，现在可能是中国的养猪大王了。猪很听话，猪的进步很慢，电信的进步速度太快，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。不努力往前跑就是破产，我们没有什么退路，只能坚持到现在。我根本跟不上电信发展的速度。那时就是错误地以为电信产业大，好干，就糊里糊涂地进入电信了。进去后才知道电信最难干，它的产品太标准了，对小公司是一种残酷。但是我们退不出来了，因为开业后一点钱都没有了。退出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怎么生活，怎么养家。退出来，再去养猪的话，没钱买小猪，没钱买猪饲料。因此也不可能改行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在电信行业前行。《回声报》/David?Barroux：您是指开始很不顺利？后面才好些？任：应该是无知，我以为电信市场那么大，我做一点点养活我就行了。进来才知道电信不是小公司能干的，标准太高了，进步太快了。要活下来只有硬着头皮干到底，不然就干不下去了。那时应该说和我们同样傻走上电信行业的公司有几千家、上万家，也许他们早认识到他们的傻，所以转到别的行业成功了。因为不认识他们，我说不清他们的故事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?Escande：当时中国政府是否有鼓励计划，鼓励人们在电信领域投资？任：我们那时是因为傻继续走下来了，越往前走公司越少，越走越孤单。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上千万“知识青年”从农村返回城市，无法就业，政府那时鼓励大家去卖大碗茶、卖馒头等过生活。这些人那时叫个体户，做得很成功的就叫万元户。万元户的概念就是一年能挣1000欧元，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大明星了，政府渴望解决知识青年回城就业问题。我也就是个成功的个体户。有些成功的个体户开始雇工，成为雇主，那时有法律规定雇工不得超过八个。中国的市场化，私有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磕磕碰碰开端的。不可想象今天可以有十几万的雇工。中国那时还没有想到在高科技产业产生突破，高科技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还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事。中国那时想解决的是“文革”的后遗症，使国家尽快稳定下来。在那个充满变化的时代，我们这个年龄段是很容易被时代抛弃的。转型的时代，中国从封闭的落后时代转化到现代化电脑化的时代，我们这个年纪是最没有价值的。电脑不懂，英文不好。那时最代表中国潮流的是大范围的出国留学，吸收外国的经验，这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。我们那个时代没有条件出国留学，只能看看书，从书中了解外国的经验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?Escande：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条件出国呢？任：第一，我有老婆孩子，他们要吃饭、上学，总不能留学两年不管他们吧！第二，我英文不好，自学英文要花很长时间。又要挣钱又要补习英文，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。因此我目光短浅一点，没有出国。《费加罗报》/Marc?Cherki：华为公司的名字是您建立初就起的，还是后来起的？华为是中国繁荣的意思吗？任：我们当初注册公司时，起不出名字来，看着墙上“中华有为”标语响亮就拿来做名字了，有极大的随意性。华为这个名字应该是起得不好。因为“华为”的发音是闭口音，不响亮。所以十几年来我们内部一直在争论要不要改掉这个名字，大家认为后面这个字应该是开口音，叫得响亮。最近我们确定名字不改了。我们要教一下外国人怎么发这个音，不要老念成“夏威夷”。《费加罗报》/Marc?Cherki：中国在继续变革，您拥有华为1.4%的股份，您想怎样把您的股份传给子女？任：中国在发生变革，我相信这个变革是有利于世界的。特别是近日范佩龙和习近平主席、李克强总理的会谈很成功，他们达成的决议是非常伟大的，规划了未来20年中欧之间的相互关系，非常激动人心。亚欧两个经济体能发挥作用，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。最近，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也非常伟大，因为推动中国国内的内部改革有了非常清晰的方向。在未来的10～20年中一定会发挥出巨大价值。如果中国真的能够繁荣，就会对世界经济起到巨大支撑作用。我在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仅仅是个过客，我没想过什么身后事。我太太的观念是把儿女培养成有能力的人。她说前面十几年辛苦，后面一辈子都不苦。如果前十几前没有努力教育好孩子，后面几十年都是痛苦的。我赞同她的观点。我太太为了教育孩子，一生就是做了家庭妇女。（记者：有几个孩子？）三个孩子，因为我孩子的总体教育是成功的，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财产怎么分配的问题。（记者：像比尔·盖茨）我没有比尔·盖茨有钱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?Escande：为什么你只有1.4%的股份，而不是更多，以便更好地把握企业的经营？任：为什么要持有更多的股份？能不能解释一下？难道我要一辈子承担企业的经营责任吗？迟早一天我会得老年痴呆的。总有后面的人比我们优秀，就让他们去管好了。后面人也会更辛苦，他们钱比我还少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?Escande：您在董事会里掌握的表决权是否比股份分量更重？任：我们是一人一票制，而不是根据股权比重。在董事会上我说得对，大家听取，我说的不对，大家反对，我们从来都是民主讨论。《费加罗报》/Marc?Cherki：说到国际化发展，华为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同事，这一点今后会不会变化？任：我们国际化是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走出来。如果一开始就强调董事会国际化的话，今天会乱得一塌糊涂，不知道向哪里走。我也不认为今天华为公司就很先进，我觉得我们还处于过渡时期，我本人也只是在过渡时期起到一定作用。我们在逐步地使自己走向国际化。我们子公司已经开始有外籍董事了，如澳大利亚子公司董事会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?Escande：公司现在一共有多少股东，多少股份？任：大概有7万多人持有公司股份。外籍员工持有的是一种TUP模式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?Escande：是否有外籍员工持有公司股票？任：具体多少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几千人，上万人。我们中方员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是真正股份，叫虚拟受限股。因为全球法律不一致，我们要适应不同国家的法律形式的要求。我们也不是上市公司，我们能做到的是利益分享一致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?Escande：从股权结构上讲，华为是否是合作式的股权结构？当员工离开华为时，是否要把持有的股权交回企业？任：不一定。比如员工到了一定年龄，退休时可以自愿决定放弃还是持有。如果持有的话是要承担风险的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?Escande：员工所持的股份不能传给下一代？任：不能。《新工业》/Emmanuelle?Delsol：您刚才说华为现在处在转型时期，你们在国外有很成功的发展，很多研发力量在国外。您觉得在哪些方面的欠缺，使你们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公司？因为你们面临一些网络安全问题。任：转型是一个慢慢的过程，我们还处在逐步国际化的过程中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国际化模式。所以我们在慢慢地寻找真正的国际化。我们也不怕别人说我们什么不好。关键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不好。如果我们真正没有什么问题，不在乎别人是不是说我们不好。因此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，我们要保持自己真正的好。《新工业》/Emmanuelle?Delsol：自从有了美国棱镜事件以后，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态度是不是好了一些？任：对棱镜事件我们不关注。这个事件讲的是信息的问题。信息的问题更多是互联网公司的问题。我们做的是管道，就是传输信息的管道。甚至我们做的不是管道，仅仅是做管道的铁皮。自来水污染了，应该去找水厂，不应该怨铁皮。《回声报》/Solveig?Godeluck：你们是否有点像思科？任：我们和思科还不一样。思科要比我们先进。全世界走向ATM技术模式时，唯有思科走的是IP模式。结果我们全部都走错了，就思科走对了。思科就站在全世界的前面，领先了世界。我们现在还创建不到这么高水平，因为我们还在走向IP的路上，在这条路上的创造能力还不如思科。《观点报》/Guillaume?Grallet：您刚才提到您年轻时是从书里了解世界的，都有哪些书？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怎样？如果华为在某些国家的发展遇到困难，中美两国政府双边谈判时是否会谈到华为？任：第一点看了哪些书我确实是不能回答出来。我实际上是个宅男，我没有其他生活爱好，下班就回家，不是读书就是看电视、看纪录片、上网。我的阅读速度非常快，书读得很多，不知哪本书影响了我、哪件事影响了我、思想是怎么生成的。我脑袋里的想法我也找不到源头在哪儿。我们公司是个无足轻重的公司。我们在美国的销售额就是10亿美金左右，中国的出口可是几万亿美金。中国政府更多关心的是这个大数目对他们的影响。中国政府更多的关心是就业问题，大众的问题。我们本身是个民营企业，不具有什么高度的政治地位。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，华为夹在中间产生影响的话，很难办，影响两国的交往不值得。所以我们决定退出美国市场，不再夹在中间。我们现在从美国市场退出来以后发展也挺好的。但是我们的手机在美国是有很好的销售的。不能说美国手机也有安全问题吧？因为软件是美国的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没有操作系统。所以我们做些合理的事情，放在合理的位置上，不去影响整个世界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?Escande：和您同一代的创业家很多以美国的韦尔奇为管理典范，您是否受到他的影响？任：我没有受到他的任何影响，因为我不了解韦尔奇。我们学的方法是教会了我们怎么爬树，我们爬到树上就摘到了苹果。我们的老师主要是IBM。《回声报》/David?Barroux：法国和欧洲越来越有保护主义呼声崛起，特别是针对中国、针对电信企业，您是否担忧？对华为是否有影响？任：我对任何一种保护都不担忧。谁也阻挡不了这个社会变成信息社会。信息流的增长速度，非常非常快，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。当流量越来越大时，主要是看谁有解决疏导这些流量的能力问题。我认为只要有流量就有希望。当前在疏导流量方面华为的能力是强的。所以你愿意不愿意，可能都要采用华为的设备。我们不能保证别的企业以后不会超过华为。我们在组织上变革就是要使华为的人永远保持青春活力，保持和新兴的公司竞争的能力。《观点报》/Guillaume?Grallet：您这次来是准备要见法国数字经济部部长、工业部部长、奥朗德总统？任：我这次来没有奢望见总统。见了工业部长和外交部长，我已经很兴奋了。我们在法国的发展，未来将新增三个研究所：第一个是美学，研究所关注于色彩学，法国在色彩学上的积淀可以帮助华为的产品改变形象。第二个是数学研究所，未来的数字世界流的数据大得不可想象，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大的流量的。自来水在管道里面分子是一样的，从这个支路到那个支路流动的都是水。巴黎的自来水管网就非常复杂了。而在信息管道里面流的每一个分子都不一样，而且每个分子必须准确流到他想去的地方。如果，这个信息流比自来水大千亿倍，信息管道比太平洋还粗，怎么办。我们就打算在数学领域加大投资，用数学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大流量下的管理办法。我们十几年前在莫斯科投资了一个数学所，数十名数学家帮助华为的无线发展成为全球一流，也使华为从落后公司变成世界先进公司。我们觉得面对未来的大数据业务，数学能力支持不够，因此想在法国成立一个大的数学所，希望能解决大数据的问题。第三个是芯片设计中心，现在芯片技术美国最发达，我们在设计水平上已经达到了美国水平。我们想继续加大芯片投资，改变我们的落后状况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?Escande：您一生为人低调，媒体见得不多，为什么今天您这样做了？而且选择在法国？任：我一贯不是低调的人，否则不可能领导十几万华为人。在家我平时都和小孩一起疯。家里读书的小孩经常和我聊天，我很乐意夸夸其谈。我并不是外面媒体描述的低调的人。我很重视中欧关系的解决，华为和欧盟关系的解决。我在英国等很多国家都会见过媒体。法国代表处老是叫苦，说你不出来见媒体我们不好做工作。我就说，有空我们就见见，只要你们不歪曲报道，我们就是朋友，以后有空可以一起喝下午茶。如果你们专门盯住我讲错哪一点呢，那么下午茶时我就会老老实实地、规规矩矩地呆坐在那儿，就不会像小孩打打闹闹那么随便。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家，为什么不只看我的主流，忽略细节，一起浪漫呢？我今天的飞机马上要飞罗马尼亚，所以不能和大家多聊了。欢迎大家今后到公司去。非常感谢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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