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.安史之乱 三 陈留，刘福贵（未完）
刘福贵挥刀砍下了一颗脑袋。
他拎起这脑袋，从眉毛到下巴地仔细打量了片刻才丢下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。
这个举动让与他一道的范阳士兵也不由毛骨悚然，他们不约而同地向旁边让开了几步。
安郡王［１］带领兵马去往长安，是要杀掉媚上欺君、污蔑忠臣的杨国忠，自十一月以来，范阳兵马一路势如破竹，腊月初，轻取灵昌，又三日，陈留已克。
范阳的边军不是中原各地守军，他们在边境时常有出战的机会——至于杀的是谁倒不重要，奚人和契丹人固然可以是他们刀下亡魂，苍云军［２］也没什么不同。
战争激发了他们嗜血的欲望，去往长安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战意激昂，热血上涌，这让他们完全忽略了自己成为刀下亡魂的可能性，哪怕身边的人肢体残缺脑浆迸裂地战死，他们的狂热也无法被浇熄。
刘福贵是个特例。
刘福贵对这场战事毫无热情，但他杀人不眨眼，举刀挥下时轻描淡写仿若无事，又不怕死不畏伤，哪怕被血泼了一身甚至被人捅个对穿，他脸上都不会露出什么表情，这种冰冷和淡漠在一片狂热之中不免显得尤为突出，尤为可怖。
杀人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值得热血上涌的事情，这件事平平常常，就像倒一杯茶水、或者饭桌上挟一片菜蔬一样，不值得投注情绪，受伤或者被杀也是一样。
他是个疯子，是那种看起来平静，其实却疯到了极点的疯子。
此时他砍掉的是尸体的脑袋，准备凭脑袋计数领军功，他一个也不多砍，一个也不少砍，既不吵吵嚷嚷，也不抢夺争功，好一个与人无争的方外之士，只是旁人见他神情动作如此轻松自然，均不由汗毛倒竖。
中原官兵多年未经战事，遥遥看到范阳兵马就开始怯战，两军对阵不多时，范阳边军便知道对手不足为惧。
果然也不足为惧。
俘虏们跪在地上，俯首帖耳不敢有一丁点多余的动作，哪怕他们的袍泽弟兄在他们眼前被人枭首也是一样。
前方城中忽然一阵喧哗，安郡王之子携一群亲兵打马而出，停在安郡王车驾之前，大叫哀哭。
刘福贵把脑袋丢在一边，盯着那处不挪眼。
他耳力好，听得见安庆绪哭喊的是什么。
车驾中很快响起一声哀叫：“我有何罪,已杀我儿？！”
——安禄山长子，在长安娶了郡主的安庆宗，被皇帝给判了腰斩。
安禄山有什么罪，他肚子里明白得很，他的反意不是一日两日，先前由着康夫人和长子留在长安，难道没想过等他造反皇帝会做什么吗？
如今的哀哭，却不知道到底有几分是真心，几分是作态。
不管安庆宗究竟为何而死，失去长子的事实终究使安禄山愤怒，他从车驾中艰难地探出身躯，对一众范阳士兵怒吼：“尔等拔刀，拔刀！”
已经丢弃了武器的降卒茫然无措。
刘福贵拔出了刀。
安郡王一腔火气无处发散，狂怒中下令砍杀全部降军，手起刀落之下，近万降军血流成河。
刘福贵浑身是血，紧随车驾，他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，车中伸出一只手，向他招了招。
降军的死亡仍不足以平息愤怒：“张介然。”安禄山喉咙之中赫赫作响，模糊地吐出了这个名字。
在陈留驻守的，除了陈留太守郭纳之外，还有一个河南节度使，张介然。
安禄山起兵之后，皇帝陛下所作的第一件事是杀死他留在长安的亲眷——甚至包括那个倒霉至极地嫁给了安庆宗的郡主，第二件事，便是排兵布阵，募集军士，拔擢将官。
张介然就是其中之一。
对于安禄山的反叛，唐廷毫无准备，张介然孤身上任，只能在陈留城内临时征召青壮参军，为数众多未经战乱的百姓早已习惯了和平富足，他们对战争毫无准备，惶恐非常，分发到手中的刀枪并不能带来作战的能力和迎战的勇气，而前线唐军溃败太快，范阳兵马进军的速度超乎所有人想象，留给新军的时间甚至不足以让他们熟悉如何握紧兵器。
士兵之溃犹自可恕，最不可饶恕的，是郭纳开门献城，纵使张介然有坚守职责之心，终究徒呼奈何而已。
“杀了他。”安禄山嘶声说道，“杀了他！”
于是，张介然成为了此次战乱之中，第一个死去的节度使［３］。
刘福贵亲手砍下了张介然的头，他是个疯子不假，却是安禄山信任的疯子，没有人能理解一个疯子，没有人能像疯子那样单纯和无所求，对安禄山而言，疯子的可靠程度远超于一切聪明人。
安禄山进了陈留城，城中百姓全部闭门不出，任何声音都能让他们瑟瑟发抖。
片刻之前，陈留城外万人惨叫哀哭，血腥的气味飘散在空中，行进的车马把血浆和肉泥带进了城内，屋门不足以阻挡那股腥甜的气味。
更不足以阻挡，那些持有兵器的范阳士兵。
劫掠开始了。
安禄山对百姓的祈求和哭喊声充耳不闻，刘福贵紧跟在安禄山车驾之后，亦步亦趋，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也是视而不见。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这世间本无固定的天道公理，苦乐不由天地，兴亡不由神祇，一切惟人自召。
只可惜，不管这场战乱究竟是何人之过，替他付出代价的都是平民百姓。
眼前正在发生的，是一个王朝的转折，在此大势之前，人人自顾不暇，谁又顾得上、救得了他们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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